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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社北京5月13日电 题：名扬海外的中国佛教“四大名山”是如何形成的？

　　作者 圣凯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

　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，逐渐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中国佛教。随着佛教信仰传统的长期积累，再加上修学参访、兴建寺院等，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圣地信仰。至明清时期，禅宗寺院走向衰落，僧俗大众逐渐以传统名山如五台山、峨眉山、普陀山、九华山为主要参访、进香之地，使名山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、远播海外，最终形成“四大名山”的信仰格局。

　　中国佛教“四大名山”的形成，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，也是佛教中国化最具代表性的结果之一。

　　中国佛教“四大名山”信仰形成的过程和因素

　　名山信仰的形成，是一个综合了经典记载、地理形胜、塔寺高僧、感应传说、信徒朝圣、国家支持等因素的历史过程，是中国佛教信仰圈的最明显标志。

　　四大名山作为菩萨道场，经典记载是神圣信仰的来源，是“名山”能够形成的首要条件。虽然中国其他名山如天台山、庐山、衡山，皆具有丰富悠久的佛教信仰传统，唯独不具此经典记载的神圣依据因素，也就难以形成名山的信仰圈。

俯瞰五台山建筑群。郑劭淳 摄

　　在《华严经》晋译或唐译的不同译本中，都有文殊、普贤、观音菩萨道场名称及其地理特征的相关记载。如唐译《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》载：“我灭度后，于此赡部洲东北方，有国名大振那，其国中有山，号曰五顶。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，为诸众生于中说法。”文殊菩萨道场在大振那国的五顶山，与五台山具有暗合之处。

　　晋译《华严经》记载：“西南方有菩萨住处，名树提光明山，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，彼现有菩萨名贤首，有三千菩萨眷属，常为说法。”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光明山，而峨眉山的“金顶”又叫“光明顶”。唐译《华严经》记载：“于此南方，有山名补怛(dá)洛迦，彼有菩萨名观自在。”补怛洛迦位于南海边，与普陀山的位置相似。

　　列入四大名山较晚的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道场，则是源于新罗僧人金乔觉的应化事迹。

游客在安徽池州九华山大愿文化园里参拜99米高地藏菩萨像。李青松 摄

　　除了符合经典描述的地理特征，成为名山还需具有建立众多寺院的空间，能够成为清净的修行道场。五台山的清凉高耸，峨眉山的金顶佛光，普陀山的海岛潮音，九华山的雄奇灵秀，都满足成为佛教名山的先天条件。

　　而要真正成为佛教名山，还离不开长达千余年的大规模寺院营建。高僧辈出、塔寺佛像林立，才引发出历史上的信仰热潮。五台山约在北魏开始有佛教的传播，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研习《华严经》的圣地。至唐开元年间，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文殊信仰盛极一时，形成文殊道场，五台山寺院规模得到极大扩张。至明万历年间，五台山有寺院三百余座。元代和清代推崇密教，五台山密教寺院剧增。

　　公元5世纪初，慧持在峨眉山创建普贤寺，开始传播佛教。自唐以后峨眉山的“佛光”现象(实为一种特殊、奇美的自然物理现象)逐渐传扬，随着人们以“普贤祥瑞”来解说“佛光”，加上北宋统治者的推波助澜，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逐渐被广泛接受。明代是峨眉山佛教鼎盛时期，寺院多达一百七十余座，常住僧侣三千多人，礼佛信众不计其数。

峨眉山景色。刘国兴 摄

　　唐大中元年(847年)，一名印度高僧到普陀山定居；后梁贞明二年(916年)，日本僧人慧锷始建“不肯去观音院”，观音菩萨信仰日益盛行。至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，“山中僧寮不下七十余所，缁流及外方挂单约一千余众”，寺院与僧众的数量代表了普陀山作为名山的效应。

　　唐至德年间，九华乡绅诸葛节等为金乔觉创建化城寺，为九华山佛教的开端，逐渐形成“九华一千寺，撒在云雾中”之说。寺院星罗棋布，高僧云集，法会隆重，佛事频繁。

　　随着四大菩萨相关经典的传入与翻译，各种有关菩萨的应化传说亦在汉地流传。同时，僧人、信徒在名山的各种宗教体验转化为菩萨应验的事迹，逐渐流传开来，也推动了人们前来朝访巡礼。可见，感应传说是名山信仰的发展动力。

浙江舟山普陀山，总高33米的南海观音吸引信众拜谒。刘可耕 摄

　　五台山的文殊化身、峨眉山的普贤祥瑞、普陀山的梵音洞、九华山的肉身菩萨等都非常有号召力，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前往朝拜。感应传说和信徒朝圣是“名山信仰”的重要内涵，两者都有助于佛教信仰的本土化，并将地方佛教信仰的影响扩散到全国甚至海外。

　　此外，中央王朝的支持也是佛教名山影响扩大的重要因素。五台山从北齐到唐代都不乏皇权助力。峨眉山得到北宋多位皇帝的长期支持，在宋代就成为闻名中外的普贤道场。普陀佛教的发展、九华山能够上升为“四大名山”，都与明清帝王的重视密切相关。

航拍九华山景色。左学长 摄

　　“四大名山”信仰建构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

　　“四大名山”的说法，可能出现于万历年间，在康熙年间已成为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的共识。中国佛教在唐宋之际完成了信仰、思想、制度三个层面本土化的过程，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，中国作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地位更加显要，“四大名山”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。

　　中国佛教的名山信仰，并非印度佛教圣地的简单“复制”，而是有“经典记载”的神圣根据，结合“地理形胜”的相似性，通过长期的高僧修道参访，获得国家支持的塔寺建设，最后形成大规模的寺院道场，后者是名山信仰的物质性基础。最后，以“感应传说”持续引来信徒朝拜，这是名山信仰的心理性基础。

　　名山信仰以神圣性、物质性、心理性三大基础，将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四大菩萨“移植”到中国，从而克服了中国佛教自身的“边地情结”。“四大名山”的形成，凸显出中国佛教在信仰上的独特性，表现出其为建构世界佛教中心所作的努力。

来自台湾的453名佛教迎请团和近千名游客在浙江普陀山参加“南海观音，慈应宝岛”佛教开光法会。方堃 摄

　　中国佛教“四大名山”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国际性影响

　　中国佛教“四大名山”信仰，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与习俗，更传播至亚洲各国，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性影响。《清凉山志》卷四记载，北周时代，即有梵僧自天竺来，开启了印度僧人朝拜五台山的先河。新罗著名僧人慈藏于唐贞观年间参拜五台山，后来他带着唐太宗敕赐的礼物和五台山求得的经像、袈裟、舍利、法器回国，并将自己修行之处也命名为“五台山”，这座“五台山”的所在地，便是2018年冬奥会的举办地韩国平昌郡。

　　五台山对日本佛教具有广泛影响。唐元和十一年(816年)，日本僧人灵仙三藏前往瞻礼五台山，后来迁化于五台山，并为五台山留下了自制的佛像和金铜塔。日本平安时代，日僧圆仁、惠运、宗睿等参拜五台山后，在日本修建寺院时就借鉴了五台山佛寺的建筑布局；如圆仁在比睿山延历寺修建的文殊楼，不仅仿照了五台山大华严寺菩萨院文殊堂的式样，而且建堂所用基石、灵石、狮子迹土(从五台山带去的土)和柳木等，都是圆仁大师从五台山带回去的。唐开元十二年(724年)，日本僧人行基在高知县仿造了五台山金色院竹林寺。宋代，日本僧人奝(diāo)然向日本朝廷奏请在京都嵯峨爱宕山建造了五台山清凉寺。不过，韩国与日本的“五台山”影响力仅局限于本国，并没有获得其他国家佛教徒的信仰与接受。

作为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项目首个工程的加拿大五台山，在完成首期工程后举行开园庆典。余瑞冬 摄

　　观世音菩萨信仰可谓半个亚洲的信仰。普陀山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对日本、韩国等佛教界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。实际上，补怛洛迦在印度实有其山，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“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迦山……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”。但真正的印度补怛洛迦山并未被世人所知，普陀山却作为观世音菩萨道场，成为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。

　　同时，随着汉传佛教的国际性传播，“四大名山”信仰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。从港澳台等地区到世界各国的佛教徒、游客，源源不断地前来朝拜瞻礼、参观，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圣凯，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、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、《佛学研究》主编。研究领域为南北朝佛教学派、儒佛道三教关系、中国佛教社会史、近现代佛教、佛教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汉传佛教礼仪》《中国佛教忏法研究》《摄论学派研究》《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》《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》等。